“看一个人的思想品德怎样，既要看他是否有爱国主义精神，是否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；也要看他对前辈的劳动成果是否尊重，对同辈是否团结，对后辈是否肯帮助。”2020年10月，马育华的铜像被敬迁至国家大豆改良中心。“回首当年，师恩师德，永世难忘”“尊敬前辈，团结同辈，提携后辈”，镌刻在铜像座碑的两侧。代代接力，赓续前行，这是大豆研究领域的传承。悠悠万事，吃饭为大。几千年来，大豆为中国人持续提供着不可或缺的营养。在大豆育种领域，马育华承上启下，为中国大豆事业作出重大贡献。他的一生，专注大豆科研，培育出了众多优良大豆品种，他的人生也如一粒豆子，从播种的那一刻起便努力生长，最终结出了饱满的豆荚。同时，作为一

我心磅礴向大漠，振翅翻飞任高低。黄炎子孙遍神州，长征路上钲鼓催。这四句分别摘自任继周院士的三首诗作，表达了先生及前辈们扎根大漠草原的情怀和盼望国家强盛的理想。用“改变国民食物结构之梦”，将我国畜牧、兽医和草学三个领域影响巨大的三位大先生紧密相连，即王栋先生、盛彤笙先生和任继周先生，他们都是拉斯维加斯3499cc的杰出校友，是拉斯维加斯3499cc的骄傲，也是中国的骄傲。第一位大先生是王栋，出生于1906年，著名的畜牧学家，草原学家，动物营养学家，农业教育家，中国早期动物营养学和家畜饲养学开拓者，被誉为中国动物营养学科和草原学科奠基人。1927年，王栋毕业于南通农科大学，1937年公费留学英国，1940年在爱丁堡大学农学院获得博士学位。1941年夏，他冒着二战战火，辗转海路归国，历任贵州农工学院教授兼教务主任，国立西北农学院教授兼系主任。1945年后，历任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、南京大学农学院和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主任，兼任中央畜牧试验所营养系主任。1956年，评为一级教授，成为南农同批次五位一级教授之一。王栋回国后，他仅工作了短短16年时间，但却做出了非凡的业绩。他最早把“植物—动物生产”这一现代草原学的核心

今天，拉斯维加斯3499cc隆重颁发“冯泽芳奖学金”，首先向所有获奖者表示热烈的祝贺！并向冯泽芳院士及其家人致以崇高的敬意！大会邀请我讲讲冯泽芳的故事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当我1982年跨入南农校门时，开始听说冯泽芳先生，但当时并没有太多的了解，仅仅知道他是棉花教授潘家驹先生的老师。近十年从事农业教育史和南农校史研究，包括冯泽芳在内的南农“大先生”们，如同一本本鲜活的教科书，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，增添了我们作为南农人的骄傲！他们扎根中国大地取得的科学成就，奠基了南京农大的世纪辉煌；他们以解决国民“温饱问题”为己任，创造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！他们丰富了“诚朴勤仁”校训，他们践行了“强农兴农”使命。冯泽芳（

今年是植物学家胡先骕先生诞辰130周年。谨以此文，纪念这位中国近现代植物学先驱、中国大学第一个生物系主要创建者，并对这个生物系作简要介绍。胡先骕（1894-1968）胡先骕，1894年5月24日出生于江西南昌。植物学家，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。1909年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，1916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学学士，1923年和1925年获哈佛大学植物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。1918年起，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、国立东南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清华大学等校教授，领导和参与中国大学第一个生物系、第一个生物研究所的创建，是中国近现代生物学教学与科研的先驱；推动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、庐山植物园、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等机构创建，是中国植物学会的主要发起人；参与和推动《高等植物学》《中国植物学杂志》《学衡》等教材与期刊的编撰出版工作，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南京“学衡派”三位代表人物之一。1940年，担任国立中正大学校长。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。1948年与郑万钧联合发布“活化石”水杉新种，轰动世界。发表有关植物学论文140多篇。解放后，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，因批判李森科伪科学

提起傅焕光，现在的南农人对他很陌生，陌生到几近遗忘，他的名字在校史中也鲜有出现，但南农人不应该对他陌生！与南农主楼遥遥相望的中山陵园风景区，环绕美龄宫如珍珠项链般的梧桐道，紫金山下的植物园，童卫路边的牛奶厂，抑或南农卫岗的校园和家属院的牌坊……这些南农人耳熟能详的地方，其实都与这位尘封的校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2022年3月，为考证南农牌坊来历，我的案头堆积起了一尺多厚的民国档案，如《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》《总理陵园小志》《总理奉安实录》《首都计划》《国民革命军遗族女子学校五周年纪念册》等，傅焕光的名字逐渐跃然纸上。于是，网购了凌君洋写的《傅焕光传》，从《活页》上查到了傅华写的《“中国绿化之父”——回忆父亲傅焕光》，通过南京林大南军锋找来了《叶培忠年谱》，开始走近这位陌生的杰出校友。4月12日，我来到灵谷塔后山，沿着北门外小道上行近百米，拜谒了灵谷深松里的傅焕光墓。通过河海大学联系上傅华，她曾任葛洲坝水利水电集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、国务院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成员。她从微信上给我发来大量有关傅焕光的文稿、照片和书画作品。6月26日，又收到她从宜昌寄来的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编辑的《傅焕光

邹秉文（1893-1985）字应崧，江苏吴县人，我国杰出的近代农业教育家，中国早期高等农业教育奠基人，是周恩来口中的“东南三杰”之一。邹秉文17岁时就到美国读中学，1912年在美国高中毕业，补取为留美官费生，考入康奈尔大学农科，主修植物病理学，1915年回国，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,1930-1931年任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（金陵大学农学院、中央大学农学院为拉斯维加斯3499cc的两个主要前身）。一念成仁立为农之志在康奈尔，邹秉文最早被机械工程专业录取。也许是家庭的影响，也许是从小走南闯北的经历，年少的邹秉文对于民族的苦难有着切肤的体会。他执拗地认为：“中国号称以农立国，但不求改进，以致农业日趋衰退，而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，则为严重的病虫灾害。”为此，1913年他弃工从农，专修植物病理学。从此，他踏上科学兴农、振兴民族的道路，义无反顾。1916年，邹秉文的大学老师，康奈尔大学农学院长L．H．贝莱教授（Bailey）来华访问，他陪同兼翻译。贝莱在安徽宿县礼拜堂讲演，有几个农民当场提出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，恳求贝莱作具体指导。这一小事深深影响了邹秉文的执教理念，他感慨道：“盖吾国农业之重要如彼，农民之愿接受

1950年9月，航行在太平洋的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上，有一批怀抱报国理想的科学家，南京农学院小麦育种专家吴兆苏、植物病理学家魏景超、昆虫学家尤子平就在其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一批身在海外的南农先贤放弃优厚待遇，冲破各种阻力，重返祖国怀抱，为新中国高等农业教育事业建设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1979年，历经磨难的盛彤笙先生从兰州调回南京，任职于江苏省农科院。同年，南京农学院从扬州回到卫岗复校。学校领导专程拜访盛先生，并邀其回母校任职。盛先生表示，虽然很愿意回母校工作，但能从兰州调回南京，全靠农科院何正礼先生的热情帮助，不能有负这份危难之时接纳自己的珍贵情谊。

“他和三个技工一路风尘仆仆，皮肤黝黑，衣衫褴褛。而他们身后，澳洲老马背着美国火鸡，英国约克夏猪扛着北京肥鸭，荷兰牛驮着长毛兔……”他，就是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技师王酉亭，从1937年12月9日的南京保卫战中突围，守护着238头珍贵动物，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中穿越，一路风霜雨雪，破除万难，跋涉四千多里终于抵达重庆沙坪坝，完成抗战中的“动物长征”。

金善宝先生的《实用小麦论》中这样记载，“在大胜关农场观察者，八种小麦所有开之花，共计1349朵。平均开花最盛者，为12点至下午6点……而下午8点至上午4点，虽全为黑暗时期，亦占总数的13.6%”。他的学生周可涌说：“为了验证小麦是否只在白天开花，金老师提着马灯到麦田里，通夜观察，终于看到了小麦在夜里也会开花。”

80年代初，70多岁的南京农学院院长樊庆笙每天早上7点从丁家桥家中出发，乘坐学校交通车上下班。学校说可以安排专车接送，他坚决不要。他说：“坐大巴可以接触更多教职工，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”。据金陵大学校友周湘泉教授回忆，“南农卫岗复校20多年来，樊老师每天上下班都和普通职工一样，在候车地点排队乘坐学校交通车。”

1989年底，年轻的沈其荣博士拿到了人生第一个有经费的科研项目——鸡粪资源化利用和商品有机肥研究。但当时一台小型有机肥造粒机要3000多元，为了节省经费，他一咬牙，用3天时间，手搓了600多公斤鸡粪颗粒有机肥。如今，他依然坚守着三十年前的初心，扎根中国大地，致力于农田土壤健康。

初秋，距离南京60公里的安徽当涂县，87岁的盖钧镒院士走进绿油油的大豆田，挽起裤腿、拨动枝叶、查看长势。1980年盖院士赴美留学时发现，作为大豆原产国的中国平均产量却不足美国的1/3，当时的这股不服气，让自己和直径不到1厘米的豆子较上了一辈子的劲儿。从业60多年，已87岁高龄的盖院士仍坚持每天8点半到实验室投入工作。